《——·前言·——》

1955年冬天的一个晚上，一顿简单的晚餐和一句话，改变了中国导弹发展的命运。这次对话的参与者，一位刚刚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和一位满身战火气息的将军，两个人并没有闲聊家常，只问了一个简单的问题：“中国能不能造导弹？”

那是哈尔滨的一个寒冷冬日，气温低至零下二十度。随着火车的缓缓停稳，车门打开，白雾扑面而来。钱学森从车厢里走出来，身上穿着厚重的军大衣，衣服上挂着几粒冰碴。迎接他的并非其他人，而是陈赓。此刻的陈赓穿着黑色呢料军装，帽檐压得低低的，等候在寒冷的站台上已经有一个多小时。这个等待，不是出于礼节，而是为了一件至关重要的决定。

那时钱学森刚刚从美国归国不到两个月，他的思绪还未完全从西方的科研环境中回归过来。眼前的中国，尤其是战后破败的景象，让他感到震惊。厂房漏风，设备陈旧，研究人员甚至用算盘计算数据。但陈赓并没有给他太多时间适应这片土地。没有寒暄，也没有闲聊。车上，依旧是沉默无言。一路上，他们直奔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陈赓停下脚步，向钱学森问道：“你觉得这里怎么样？”

钱学森抬眼望向学院的教学楼，沉默片刻，没有回应。陈赓没有再等待他的答复，转身带着他进入院内。这不是简单的参观，而是一次严肃的巡视。

实验室里异常寒冷。几台俄式仪器排列在墙角，电线杂乱地连接着。一名学生正在进行实验，玻璃器皿中的液体轻轻震动。钱学森凝视了几秒钟，眉头紧皱。

“这些够你用吗？”陈赓问道。

“差得太远。”钱学森直截了当地回答。

晚上，陈赓设宴招待钱学森，地点选择了招待所的简陋小餐厅。此次宴会，他只带了三名来自军工领域的同事，饭菜十分简单，只有四道菜。陈赓倒了三杯白酒，第一杯，他举起酒杯，开口说道：“感谢你回来，如果你不回来，我们这件事就无法继续。”

第二杯，钱学森回敬道：“不是我想回来，是美国人不让我留下。”

第三杯，陈赓没有喝下，而是把酒杯倒扣在桌上，突然语气变得严肃：“你说，中国能不能自己搞导弹？”

空气仿佛凝固了，周围的筷子声戛然而止，甚至连旁边炉子里烧水的声音也停顿了。钱学森抬起头，凝视着陈赓，沉默了几秒钟。然后，他缓缓开口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能搞，外国人能搞的，中国人一样能搞。”

陈赓没有立刻回应，他盯着钱学森，忽然大笑，拍着桌子，酒洒了一桌。笑声中，他兴奋地说道：“好，就等你这句话！”

那一刻，这不仅仅是一次科学的探讨，而是一份军令状；这不仅仅是科研的建议，而是国家战略的决策。

陈赓早在心中就已经做好了准备。这并非一时冲动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。身为军人的他，曾亲眼目睹过战场上美军投下的凝固汽油弹，那些炙热的火球把一个连队炸得支离破碎。他清楚地明白，导弹不是实验室里的模型，而是能摧毁敌人阵地的强大武器。

1954年，陈赓访问了苏联，参观了多家军工厂，见识到了导弹模型和相关讲解材料。归来后，他在报告上写下了一句极为关键的话：“他们给的是钥匙，没给弹药，钥匙有什么用？”这句话被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案头。从那时起，陈赓深信不疑：中国必须自主研发导弹，绝不能依赖别人。

然而，陈赓并非技术专家，他深知这项任务并非凭一纸命令能够完成，他需要找一个能担当此重任的人，而这个人，正是刚刚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。

尽管陈赓没有直接拍板决定，但他有办法让这一切开始。他的第一个步骤是让钱学森亲口说出：“能搞”。因为只要钱学森说了，军委就会有决心去做。而钱学森，真的回答了。

第二天，电报送至中南海，周恩来看到后，召集了陈赓和聂荣臻，并说：“请钱学森来，给将军们讲讲，什么是导弹。”